光伏产业危机：“神话”破灭之后的反思

9月6日，欧盟正式决定对中国光伏发起反倾销调查。

该案涉及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1300亿元)，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单起贸易争端，也是欧盟迄今对我国最大规模的贸易诉讼。

曾经，光伏产业集新能源、高科技、出口导向、就业、VC和PE的宠儿等诸多溢美之词于一身，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光伏产业已经从无限风光跌落到谷底。如今，项目停产、企业巨亏、大幅裁员、上书求援等词语又成了光伏产业的标签。

目前，中国光伏行业超过一半的产品都销往欧洲，如果这个通道被堵死，将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多企业面临的不仅是亏损，而且可能面临破产的危险。”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表示。

“引导政策长期缺位，而地方又‘过度溺爱’，对行业拔苗助长，这是光伏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但根本原因还在产业自身。”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光伏产业危机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它折射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现实的意义在于，光伏产业应成为与之有着相似特点的诸多新兴产业发展的前车之鉴。

危机

光伏产业危机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经历了需求持续萎缩、供给不断增长之后，2011年形势更急转直下。

2011年4月份开始，全球光伏产业急转直下，多晶硅、光伏组件价格一跌再跌，市场价已经跌到一线企业的成本价附近，国内大量的二三线厂商则生产越多亏损越多。此时，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向光伏产业袭来。

2011年10月19日，德国SolarWorld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牵头6家匿名美国光伏企业所建立的美国太阳能制造联合会(CASM)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美国政府向中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征收100％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关税。

2011年12月2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初裁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对美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称中国的进口光伏产品对美国光伏生产厂家形成“危害”或“危害威胁”；2012年3月21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其对惩罚性征收中国光伏企业反补贴税的初步裁定结果。根据该声明，这一反补贴税率最低为2.90％、最高为4.73％，其远低于2010年美7家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提起“双反”申诉时要求的100％。

时隔4个月后，2012年7月24日，德国SolarWorld公司再度向中国光伏业发难，向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申请，对来源于中国的多晶硅光伏电池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

“我国光伏产业对外依存度很高，‘双反’对中国企业的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光伏企业不再有价格优势，销售业绩直接下降。大的企业还在勉强支撑，很多中小企业已经在破产边缘了。”河北英利集团宣传部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债务累计已高达175亿美元。

企业的内因与不可控的外因

“光伏产业的困境，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产能过剩，而且是严重过剩。”李俊峰对本报记者表示。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的光伏组件产能约为50GW，其中中国已有及在建的组件产能总量约在30GW，而2011年全球新增的装机容量只有29.7GW。以此计算，去年一年中国的产能就能满足全世界的需求，有约20GW的产能处于过剩状态。

“目前光伏产业呈现的发展困境，不是政策造成的，是企业自身造成的，企业不观察市场需求盲目扩张，这造成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甚至难以为继。还会造成产业链中断，好多上游企业生存都成了问题。还有金融部门在企业扩张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俊峰说，中国的光伏企业都想做行业第一，如果没有市场约束就会无限制地扩张下去。最后，每个企业都搏得只剩下了最后一滴血，大企业大不起来，小企业也小不下去。

他认为，光伏行业爆发性的增长必定带来爆发性的危机。产能过剩会引起连锁反应:首先，产量严重过剩会造成大量光伏产品的积压，迫使厂家降价甩库存；其次，由于光伏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贸易商形成买涨不买落的心态，进而迫使厂家大量恐慌性抛售光伏产品；最后，大型光伏企业抛售的产品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使得中小光伏企业率先破产，进而甚至让一些大型企业面临危机。

“国内光伏行业用了三到五年的时间走了国外十年的路，这使得今后的十年无路可走。”李俊峰表示。

对目前很多企业呼吁的希望政府出面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的问题，李俊峰表示，不赞成政府放松警惕，给企业输血。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企业界的自律，而不是期望有更多的政策来救市。现在应该响应国务院的号召，自觉地去限制产能的快速发展。市场是有限的，市场不是无限的。”李俊峰说。

而造成整个行业产能过剩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国内光伏产业过于依赖国际市场，不可控的因素太多。

有一组数字为证:80％和0.8％分别是我国光伏产能在全球总产能的占比和中国光伏应用市场在全球市场的占比。这样悬殊的比例差距，反映出我国光伏产业内外供需失衡的现状。

“一个产业的发展不能完全定位在国际市场，国内的消化潜能也十分关键。需要建立国内配套的普及和需求的支撑，来承接产业的发展，否则就有发展风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认为，企业在考虑国际化的同时，要把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做一个恰当地安排，不能百分百地抓国际市场或者国内市场，而是要国际国内相匹配，这样才有利于企业的平稳发展。”

地方政府的角色

事实上，造成光伏产业目前的困境，除了企业的内因与不可控的外因之外，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不能忽视。

从无锡尚德与江西赛维的发展之路中，可以明显看出地方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2000年，施正荣带着技术和在澳洲两年的薪水40万美元，回到江苏省无锡市准备创办太阳能公司，但缺少资金。在无锡市政府的支持下，拥有国资背景的无锡当地知名企业纷纷出手相助，2005年，尚德在美国上市，占股75％的国资全盘退出。无锡尚德也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商，而此后无锡尚德崛起的模式也点燃了中国各地对光伏制造的狂热。

有数据显示，全国大约有超过300个城市提出要大力发展光伏产业，这些城市有不少都打造了大规模的光伏产业园，有不下十几个的光伏产业园都以上千亿元的产值为目标。

“虽然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法中对光伏产业有总量目标控制的要求，但在业内有一种说法，叫做中央政府缺位，地方政府越位。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但有一定道理。”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

“光伏产业投入大，既能创造高额GDP，又具有新兴产业的概念，符合经济发展方向，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为光伏企业提供了大量激励机制，包括贷款、融资、优惠的土地政策等，造成了企业的过度投资。”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中国光伏产业迅速发展，不是因为中国光伏企业的技术如何先进，而是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常常为光伏企业提供大量的电费补贴，而电费是光伏企业主要的成本因素之一。

不过，在林伯强看来，不必对当下光伏产业的困境过于担忧。“盲目投产导致产能过剩，甚至行业陷入沉沦，这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发展的必经阶段。现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还是在积极助力光伏产业发展的，未来，政策支持的方向可能转向‘利用型’为主，即靠开拓内需拉动鼓励光伏行业发展，而不再是依赖政府直接输血，因为后者已不可持续。”林伯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