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12天，还会是一场糟糕的承诺与履行背离的游戏吗？

自6月1日至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谈判会议在德国波恩启幕。由于事实上承担着为年底丹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拟订基础文本的重任，这12天的谈判也成为今年最重要的全球环境预谈判之一，共有来自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名代表参加。

“他们履行承诺的记录非常糟糕。”远在德国波恩的中国全球气候谈判代表、国家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告诉本报记者，“发达国家虽然做出了很多承诺，议会也批准了他们政府的承诺，但实际行动又如何呢？”

由于去年底的波兰波兹南会议未获实质性进展，今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使命也十分艰巨。它将规定2012年后各国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这也将是后京都时代的各国关于气候变化的第一份正式答卷。

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与1990年相比，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至8%。

无论本届波恩会议，乃至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加入强制减排序列，都是最吸引眼球的话题。这两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接近世界一半。

吕的另一个身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执行理事会副主席，被称为中国CDM第一人。从1991年开始，他就开始主管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计划、政策及国际谈判。5年后，他成为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并参与制定中国气候变化政策。

5月22日晚，吕学都就飞赴德国波恩，在参加完一周的CDM执行理事会议后，等待他的是更艰难的时刻——波恩气候变化谈判。

“CDM会议每天都要谈到2点才能回旅馆，波恩谈判会更加艰难”，吕学都说自己已经谈了快20年，以后可能还要继续谈下去。会议期间，吕学都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波恩会议，我们坚持已有立场

《21世纪》：6月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谈判会议将在波恩召开，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你对这次会议的预期是什么？

吕学都：我们认为，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到2020年应在其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上至少减排40％。此外，发达国家应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要求，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

而回顾发达国家履约成绩单，远未能够达到要求，也与他们自己的承诺相距甚远。但却经常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京都议定书没有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承担限排或减排的义务加以指责。

中国实际的减排温室气体的努力，可以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相比。比如，中国政府确定了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减少20%。如果换算成二氧化碳减排量，就相当于少排二氧化碳当量约15亿吨左右。这样的成就，哪个国家可以相比？

而发达国家虽然做出了很多承诺，议会也批准了，但实际行动又如何呢？他们履行承诺的记录非常糟糕。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反而在不断增长。在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上，依旧停留在纸面决定和文件上，这个问题已经谈判了快20年了，没有实质性进展。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方面，做得也很差，比如，按照波恩协定规定，发达国家将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及适应气候变化基金捐款，到2005年捐款额计划达到每年4.2亿美元。但实际上从2001年至今，发达国家的实际捐款额度远远低于这些承诺。

这次波恩谈判会议，我们会继续坚持已有的原则立场。也会督促其他缔约方、尤其是发达国家缔约方，能够遵循巴厘岛行动计划业已达成的决定，展开谈判，这是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政治基础。

《21世纪》：本次会议是哥本哈根会谈前最主要的准备工作，年底达成协议的难度有多大？

吕学都：今年年底最后的谈判会有什么具体结果还很难说。我自己对今年的谈判能够取得重要成果还是很有信心的。

但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谈判，可能会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长期谈判，我们需要为此做好长久的准备。因为现在谈的是到2020年的减排义务，谈判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执行义务的谈判；再过几年，又需要进行更长远义务如2030年的谈判。

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在202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基础上减40%是可行的，这个指标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分析。当然，发达国家不太可能靠在国内的行动完成，他们可以依靠CDM这样的机制，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帮助他们完成。

不要担心CDM的发展

《21世纪》：跟国内从事CDM的人士交流，很多人在观望，担心现在转让了温室气体减排量，以后还要高价买回来。这种观望对中国CDM未来的发展有多大影响？

吕学都：我理解他们的担心，也认为这些担心对我国CDM发展会有一定影响。但我想说的是，不必担心。

担心主要源于对CDM项目减排量的计算方式以及未来可能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义务的基本核算办法不太了解。CDM项目的减排量指标是一种相对减排量，是相对于所设定的基准线排放量而计算出来的减排量指标，如果不与基准线情景做比较，这种指标本身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与一般商品一样，转让出去后就没有了。另外，在巴厘行动计划框架下，中国将可能承担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义务，是具体的减排行动。这与发达国家目前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具有一个排放上限的义务完全不同。

还有一种观望是不清楚今后CDM这个市场是否还存在。对未来气候变化谈判走势不清楚，担心哥本哈根会议谈崩了，减排指标卖给谁？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国际社会保护气候的决心还是很明确的。我想即使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能够获得预期成果，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还会继续，达成最终成果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巴厘行动计划框架下的行动，是不能够作为CDM执行的。如果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今后将有一部分减排项目不能够作为CDM项目开发，这样有可能使CDM项目的潜力有所减少，可能会使CDM供不应求。

《21世纪》：20年前，你就已经开始参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CDM在中国的萌芽和发展，你一直看在眼里，现在中国CDM的情况怎样？

吕学都：可以说，中国的CDM发展形势在全世界是最好的。我们在联合国注册的项目已经有550个，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排第一位；注册项目的年减排量占全球的58%，也占第一位。到4月底，中国政府已经批准2023个CDM项目。

当然，最近的CDM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向联合国申请注册时，有一些技术问题没有能够解释清楚、获得了解和理解，例如，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实际上网电量与理论发电量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将会随着各方对问题的了解越来越清楚后，而获得很好解决。

《21世纪》：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国内CDM有些规则如定价已经不太适合现在的发展，你们是否考虑在规则如定价上有所改革呢？

吕学都：现行的CDM规则是2005年制定的。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确实发现一些不太适合的内容，需要进行调整，目前正在进行分析研究。

我觉得需要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对不同类型项目国家收费的比例问题。合理的比例可以继续保留，不合理的需要修改，还没有比例的需要补充完善。